米兰体育,米兰体育官方网站,米兰体育APP下载《足球是圆的：一项伟大运动的全球史》，[英]大卫·戈德布拉特著，韩洁光、陈复嘉、刘冠宏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线元

　　《倒转金字塔：足球战术史》，[英]乔纳森·威尔逊著，迪生、徐天辰译，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出版，382页，56.00元

　　最近一位学术界的朋友问我，想要快速了解足球这项运动应该看什么书，我以为她要赶世界杯的时髦，其实她是打算做一个近代体育史的研究项目。无论如何，这个需求都可以拆分成两个方面：首先是了解足球运动的规则、本质和源流，那乔纳森·威尔逊的《倒转金字塔：足球战术史》是绕不过去的里程碑之作；其次，如果要做一点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研究），寻求足球发展史与社会生活史的交叉辐射，大卫·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的相关专著可能会提供一些发散的思路。

　　任何一种群体性的体育活动，其原始内核都是狩猎，只不过被包裹了一层文明的外衣。足球是猎物，通过策略性的目标追逐将其围捕到球门里，需要安排所有猎手的职责角色、占据猎场的关键位置、争夺猎物的控制权，即是球员分工、阵型站位和控球。人类初次打猎时是怎样一种情形呢？不难想象，必然是所有的猎手一窝蜂地冲向猎物，没有组织，效率极低。

　　现代足球比赛刚开始也是这样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十一名队员起码有十个人冲向对方半场，留一个人在后场押阵已经算保守了。皮球在林立的小腿间穿梭弹射，毫无规律地落在球场上，引诱着两拨人不停地来回狂奔。获得球权的球员会一个人带球前进，直到被对方球员断球，然后向反方向带球，周而复始。这种毫无战术的足球风格一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南美联赛赛场上还能得见。在欧洲，第一拨开窍的是苏格兰人，他们发现带球奔跑十米，远不如将球传给十米外的队员来得轻松愉快，于是设置了两名后卫、三名中场、五名前锋的阵型，顿时让这项运动变得清晰有序起来。以前锋线为底边，守门员为顶点，这种分配球员的方式，就被称之为金字塔阵型。

　　英国人对此嗤之以鼻，因为在他们看来，传球是一个缺乏担当的举动，避免对抗的所有行动都是娘娘腔的做法。在1863年12月的一次英足总会议上，会上辩论的主题居然是能不能踹人，或者说可不可以直接用脚踢对手的胫骨来阻止其前进。来自布莱克希尔的F．W．坎贝尔振振有词，他认为足球既然是男子汉的运动，就少不了展示胆量和暴力，如果不允许踢人，那还不如让一堆老头上场。所幸坎贝尔的主张没有被接纳，否则足球可能永远没有红黄牌，成为比拳击更加暴力的一项运动。

　　但是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英国人在那些年总是输给苏格兰人，而且输得非常惨，不得不改弦更张，英学为体苏学为用。2—3—5阵型风行了几十年，没有任何变化，直到1925年越位规则修改，进攻方与对方球门线之间只需两名防守球员，为应对挑战，赫伯特·查普曼将他的阿森纳队进行了改造，两名前锋回撤到中场，2—3—5阵型变成了3—2—2—3，也称为WM阵型，这是足球比赛在形式上第一次出现攻守平衡。

　　1958年世界杯，巴西队在WM阵型基础上又后撤一名中场形成4—2—4，后防线首次达到四人，金字塔开始倒转。自然而然地，此后再将四名前锋的两翼回撤，就形成了足球史上最为经典的4—4—2阵型；将一名前锋回撤，剩下三名前锋按左、中、右排开，就形成了4—3—3阵型。尽管不时出现三后卫的“回流”，但当代足球的三后卫阵型意味着边中场要更多地参与防守，在保证防守人员足够的基础上发起进攻，这是金字塔阵型得以倒转的根本动因。

　　足球的战术史可以用几段话来概括，但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以4—3—3阵型来说，六十年代末以克鲁伊夫为核心的阿贾克斯队及荷兰队和1962年世界杯的巴西队完全不同，二十一世纪瓜迪奥拉率领的巴塞罗那队又是另一回事。阵型的背后是对足球的理解，就好比大家写论文都是三段论，以何种思路分作三段则五花八门。荷兰人的4—3—3阵型糅合了全攻全守的战术理念，大家一起进攻，大家一起防守，之前没有球队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再天赋异禀的球员也没有无限的体力跑前跑后，而荷兰人利用阵型的流动解决了这个难题。阿贾克斯的后卫克罗尔以自己为例解释道，身为左后卫，当我沿着侧翼向前推进了七十公尺，球权转换后，对我最不利的情况就是回防时还得跑七十公尺回去。但是，此时我在左边锋的位置，如果左边锋去左中场的位置，左中场去补左后卫的位置，“必须奔跑的距离”就大大缩短了，这就是基本原理。

　　在大卫·戈德布拉特看来，荷兰人的成功并非偶然，全攻全守足球在荷兰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有许多语言学的前身，例如总体建筑（total architecture）的概念就是一脉相承的，建筑或大型项目中的许多独立元素必须在功能和风格上融入全景中——这也是阿贾克斯董事会成员和球场设计师卢德伯格（Dan Roodenburgh）的理念。如果说荷兰人为足球带来了艺术，那么这种艺术的源头应是维米尔的透视法和构图，一直到抽象派画家蒙德里安的格子画，用视觉艺术中最简单的线条和色块来感知空间。对祖祖辈辈都在填海造地的荷兰人来说，这世界上或许没有谁比他们更会创造空间。

　　相对于荷兰人对空间的争夺，同样采取4—3—3阵型的巴塞罗那“宇宙队”则把足球比赛变成了时间和耐心的游戏。瓜迪奥拉的tiki-taka战术需要场上十一人都有足够的控球能力，通过不断的传导来获得一场比赛中大部分时间的主导权，然后伺机加快节奏给予对方致命一击。控球的目的不仅是进攻，也是动态的防守，因为让对手拿不到球就是最好的防守。不止于此，瓜迪奥拉对莱昂内尔·梅西的使用也引发了一场战术革命，他让这位担任右边锋的天才球员回撤到中场，慑于其惊人的拿球突破能力，对方的中后卫不得不前置跟防，从而为其他进攻球员创造出极大的纵深空间。从2008年到2012年，欧洲诸豪门闻巴萨而色变，这支球队仰仗着与球员高度适配的先进战术成为无解的存在。

　　以巴萨球员为基本盘的西班牙队在2012年欧洲杯夺冠是tiki-taka最后的辉煌，此后便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是因为核心球员的老化，另一方面是克洛普等其他豪门教头发现了破解之道——脱胎于全攻全守的高位压迫战术。tiki-taka可以从本方半场发起进攻，那么为什么不能从对方半场就开始防守呢？于是习惯于控球的球队惊愕地发现，当守门员刚准备发球时，对方的前锋已经像疯狗一样纠缠着自家的后卫。如果守门员大脚踢出，基本上等于放弃了球权，如果冒险传球，则有很大的概率被断球，此时对方离自己的禁区很近，只需要一脚传球就能制造威胁。2019-20赛季，拜仁慕尼黑队在欧冠1/4决赛血洗巴萨，标志了一个时代的落幕。拜仁在中场抢断后组织进攻打进第一个球，巴萨顽强地扳平了比分，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进球都是拜仁高位逼抢成功的结果，巴萨再无回天之力。统计网站SofaScore的数据显示，巴萨在这场惨败的比赛中控球率依然略高于拜仁，但这毫无意义。

　　巴萨拥趸为他们华丽的足球艺术受挫而心痛，然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一种战术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足球运动就成了一套可预测的定式，并最终走向索然无味。当足球评论员们回溯近十年的比赛录像时，不由惊叹于足球战术的更新迭代之频繁，已让人目不暇接。高位逼抢风靡欧洲后，逼出的对策是防守方将守门员加入后场传控，从而获得人数上的优势来创造传球线路，于是脚下技术出众的“出球型门将”成为香饽饽。一旦守方将球传切到中场，高位逼抢的攻方只剩下一道防线了，攻守之形顿时逆转。为应对这种新的传切渗透，各队近年来又开始使用对位逼抢的方式，进一步压迫防线，此时守方除了大脚开出皮球外，只能从边路寻求突破，于是速度快、技术好的边后卫又成为破局的关键人物。总而言之，阵型和打法永远在内卷中相互克制、此消彼长，没有必胜的策略，只有在熟稔打法的基础上临机应变才能占得先机，足球是和平年代的战争，此之谓也。

　　无论何种人群，大卫·戈德布拉特的著作都提供了足够的吸引力，因为资深球迷的关注点往往在场内而非场外，而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会给他们带来更丰富的阅读体验——足球在此书中不仅是足球，更是一面映照人类社会万千光景的多棱镜。

　　在现代足球初期，足球队和支持球队的球迷就展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并由区位性自然发展出阶级性。苏格兰最有名的两支球队，凯尔特人队创立于1887年，由一群天主教徒、专业爱好者和酒吧老板在格拉斯哥东区组成，而格拉斯哥流浪者初建时的董事会成员多为新教商人，球迷则以加文地区的新教徒劳工为主，两者势同水火简直是必然的。莫斯科在1922年成立了斯巴达克（Spartak Moscow），1923年成立了迪那摩（Dynamo），两者之间的竞争也被看作是精英与群众之争、政权与社会之争。1930年代，一位斯巴达克球迷谈到，迪那摩代表的是威权、警察、国家安全机构、惹人厌恶的特权阶级，他们吃好穿好，而我们都是劳工阶级，住在密集而阴郁的公共公寓里。让苏联人闻之色变的贝利亚就是迪那摩的退役球员，当斯巴达克队在1939年的杯赛中击败圣彼得堡泽尼特队夺冠后，贝利亚居然要求他们再和迪那摩队重赛，并安排了一名迪那摩队的退役球员做裁判。尽管如此，斯巴达克队仍然取得了胜利，这位裁判当即遭到逮捕并人间蒸发。斯巴达克队创始人斯塔罗斯金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在比赛最后抬头瞥向包厢时，我看见贝利亚忽然站起，暴怒地踢翻座椅，迅速转身离去”。

　　所有的极权政治都希望控制足球，并将其变为佐证其强大的一张体育名片，但却经常无法称心如意。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宣传部长戈培尔、副赫斯和执掌盖世太保的戈林与超过十万人观赛，亲眼目睹东道主德国队在八强比赛被排名较低的挪威淘汰。德国吞并奥地利前夕，奥地利足球队最后一次身着红白球衣迎战德国队，奥地利球星“纸人”辛德拉尔（Matthias Sindelar）赛前被反复警告“在这场比赛进球是不明智的”，他在上半场错失数次机会，似乎是作出了明智的妥协。下半场风云突变，辛德拉尔射进决定比赛结果的第二球后，狂奔至纳粹官员和奥地利属官的包厢前贴脸庆祝，群众的情绪也被点燃，高呼“奥地利！奥地利！奥地利！”辛德拉尔随后拒绝了德国队的征召，一年后离奇死亡，与犹太裔女友卡米拉一起陈尸公寓，死因据说是煤气泄漏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

　　如今球迷们耳熟能详的诸多豪门俱乐部，都曾身不由己浮沉于政治带来的漩涡之中。惯以雄厚财力招揽巨星的皇家马德里队受到新世纪球迷的广泛喜爱，但他们的纯白队服也濡染了球队追随法西斯政权发家的黑暗历史。1943年大元帅杯四强赛，巴萨在主场获得了首回合比赛的胜利，球迷用喇叭、嘘声和口哨嘲讽着皇马，后者控制的媒体将此上升为政治，指责巴萨球迷的行为是对国家的不尊重。然而次回合时，马德里就在现场免费给己方球迷提供哨子，鼓励他们给客队压力。臭名昭著的国家安全首席何塞·德罗曼尼亲自下场，“指导”球赛应当如何进行。巴萨队员安赫尔·穆尔回忆，他们在比赛前夜遭到攻击，不得不更换旅馆并提心吊胆熬过整晚。比赛开始之后，巴萨门将一直遭到看台球迷的攻击，迫使其尽可能远离球门，而皇马球员在场上横行无忌。比赛的结果是1∶11，巴萨以创纪录的比分输球，但这个耻辱却烙印在皇马的徽标上。

　　爱德华多·阿涅利任主席期间让尤文图斯成了意大利最著名的俱乐部，他的父亲乔瓦尼是菲亚特公司创始人，同时也是墨索里尼的坚定盟友，曾为换取政治庇护和订单向其提供政治献金。二战期间，菲亚特成为轴心国的军火供应商，企业迅速膨胀，员工数量在四年内增长十倍。凭借着企业的财富和地位，尤文图斯能够建设以墨索里尼为名的体育场，签下大批意大利血统的顶尖南美球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称霸意大利足坛。

　　二战过后，追随纳粹的大人物多被清算，但积淀了雄厚实力的足球俱乐部依然风光无限，并借助商业化走上巅峰。意大利人在足球俱乐部的管理和分工上先行一步——主席负责出钱或吸引投资，职业经理人负责处理转会和组织，教练则把全部心思放在球队上。充裕的财力不仅促进了足球内部官僚机构的合理化，也创造了科学的训练和后勤管理体系，使新一代球员更为健康强壮，速度和耐力都得以明显提升。类固醇、、，各式各样的药物开始被用来提高运动员的活力和肌肉水平，又催生出相应的机构加以检验评估。五十年代，《米兰体育报》为足球刊物打造了新的样板，一方面是对球员位置、行动和战术进行了规范命名，并在赛后进行球员评估，一方面又乐于搬弄是非，制造各种话题来挑起论战。这两点在当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评分网站不但使球员表现完全的数据化和可视化，甚至可以预测其未来表现和发展路径；至于场外效果，想想近十余年，如果没有梅西和C罗球迷关于“绝代双骄”永无止境的争吵，看球的乐趣可能要少一半。

　　虽然足球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了一定的商业运作，但真正打破传统权力结构的干涉，要等到1995年博斯曼法案之后。这位默默无名的比利时球员为了在合同期满后自由转会，将主队俱乐部、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统统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从此瓦解了足球俱乐部对球员的人身控制，废除了欧盟国家的外援名额限制，优秀球员的流动因此大大加速，同时也使得资本垄断变得更加容易——豪门更频繁地一掷千金收罗球星，而广大中小球队无法留住人才。除此之外，博斯曼法案还改变了国家队的培养模式，日本、摩洛哥足球的崛起便是明证。这些国家并不仰仗国内的职业足球联赛提供人才，国家队主力几乎都活跃在海外一线俱乐部中。比利时国家队也受益于这种“借鸡生蛋”的操作，球员的自由流动推动了俱乐部全面发展青训，库尔图瓦、德布劳内为代表的黄金一代便出于此。三十年后，赢下官司的博斯曼一贫如洗，输掉官司的比利时足协却发现，他们已成为球员身价位居世界前列的欧洲足球强国。

　　当球迷调侃着提出“国运球运平衡论”时，可能想不到历史上真的有人坚定认为两者之间密不可分。1954年世界杯，曾在分组赛3∶8惨败给匈牙利队的前西德队，在决赛中奇迹般以3∶2的比分力压对手，首次获得世界杯冠军。1955年3月，匈牙利改革派总理伊姆雷·纳吉倒台。1956年，匈牙利队主教练西庇斯被体育部公开谴责其布尔乔亚倾向，他一手培养的教练被外放到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执教，国家队津贴缩水，球员也被剥夺了外出比赛的机会，曾经所向披靡的“黄金一代”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获胜的德国人则一扫战后经济低迷的阴霾，看到了国家复兴的希望。当比赛结束的哨音响起后，《曼彻斯特卫报》驻柏林记者报导了当时的狂欢，当德国队从瑞士边境坐火车返回慕尼黑时，短短一段路聚集了大约两百万群众前往迎接。人们像葡萄一样挂在树上，或爬在铁路标志上眺望，地方官员穿上了最好的西装，像是欢迎威廉二世一样静候着英雄归来。西德队教练赫尔贝格在此战后留下了一句名言：“Der Ball ist rund und das Spiel dauert 90 Minuten”，足球场上只有这两件事（足球是圆的，比赛是九十分钟）是确定的，其他一切皆有可能。

　　在许多场合，金句就只是金句，而在足球领域，这句话早已飘离纸面落入人心，成为被千万次验证的竞技信条。2013年英冠升级附加半决赛，沃特福德与莱斯特城总比分打成2∶2平，下半场补时进入第六分钟，莱斯特城获得一个点球，登时让沃特福德球迷如堕冰窖，主队已经站在了淘汰的边缘。谁知莱斯特城的主罚队员踢出的射门被沃特福德门将扑出，跟上的补射又被挡住，沃特福德随即发动反击，经过从边路到中路的传递，最终由前锋迪尼一锤定音。从地狱到天堂要走多久？对于沃特福德球迷来说，也就这二十二秒的时间。他们热血沸腾冲入场内疯狂庆祝，无人在乎身穿蓝色球衣的对手内心有多么苦涩。然而足球是圆的，一年后莱斯特城终于升入英超，在经过一个动荡的赛季后，这支被认为注定要降级的队伍，居然夺得了2015-16赛季英超的冠军。要知道博彩公司给他们开出的夺冠赔率是1∶5000，这是什么概念呢？中国男足勇夺世界杯的概率也就1∶3500，这都不能用“足球是圆的”谓之了，足球已经变成了多面体。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足球更多体现为社区文化的一部分，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城市风格。在米德尔斯堡和勒沃库森，比赛时总飘散着化工厂浓郁的醋酸味，马赛有着浓郁的黑色烟草气息，贝尔格莱德则到处是烤葵花籽的味道。沙尔克04队的主场里全是煤灰，格拉斯哥流浪者的球迷一激动就从看台往下扔啤酒瓶，博卡青年和河床对垒时，糖果盒球场则永远是纸屑满天的景象。洲际杯赛的创建促进了足球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与欧洲一体化同步筹划的欧洲冠军杯及后来的欧洲优胜者杯（UEFA Cup），开始形塑延续至今的足球格局，并将豪门俱乐部的声名传播至世界各地。

　　1967年，凯尔特人队将在葡萄牙里斯本参加欧洲冠军杯决赛，约两万名凯尔特人队球迷前往现场。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苏格兰，终日的生活就是从家中到工厂两点一线，如今带着人生第一本护照，两两一台摩托车或是六个人挤一辆Mini轿车，夹带着一箱箱啤酒，穿过海峡，跨越高山，开始一场艰难险阻的远征。有人在开赛前最后一分钟才赶到，有人抵达时比赛已经结束。国际米兰队在比赛第七分钟踢进一粒点球，然后就开始铁桶一般的防御，凯尔特人队几乎全时压过半场，用四十九次射门最终反超比分。比赛最后几分钟，观众已按捺不住开始庆祝，连颁奖仪式都在一片混乱中举行。凯尔特人成为欧洲第一个“三冠王”（国内联赛冠军、杯赛冠军和洲际杯冠军）球队，也为英伦三岛首次赢得“大耳朵杯”，消息传回，连同城死敌格拉斯哥流浪者的球迷都走上街庆祝。

　　从斯坦福桥到诺坎普，从安菲尔德到伊斯坦布尔，几乎所有的足球俱乐部都有着永不放弃终成正果的高光时刻，国家队也一样，纸面实力无法决定比赛结果。1950年，现代足球鼻祖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被业余球员组成的美国队1∶0击败，英国媒体不敢相信，以为电报上少打了一个1，将比分误传为己方10∶1取胜。2002年，卫冕冠军法国队被首次参赛的塞内加尔队击败，2022年，最后捧杯的阿根廷队首场被世界排名第五十一位的沙特队逆转。世界杯和完全商业化的欧洲五大联赛的运作逻辑完全不同，它不可能被一以贯之、尽善尽美地规划，国家队的教头们没有太多锤炼队伍的时间，他们必须审视目力范围内所有可用之才，迅速加以取舍并磨合成军。已经过了巅峰期的梅西常常回撤到中场拿球再组织进攻，而C罗更喜欢留在靠前的位置觅食，正值当打之年的姆巴佩仍然是一个流连在弧顶位置的机会主义者，而当今最好的中锋哈里·凯恩始终注意发挥他作为前场支点的职能。选择不同的球员就是选择了不同的战术，每一次选择都孕育了无法预见的可能性，强者不恒强，弱旅有机会，这就是世界杯上经常“爆冷”的根本原因。

　　电视的问世和播送，让足球比赛的受众从成千上万一举膨胀至上千万甚至数亿。1966年，超过一千五百万人在电视荧幕前目睹英格兰队获得世界杯冠军，四年之后的墨西哥世界杯首次通过卫星向全球直播，仅在意大利就有一千七百万人观看了国家队的决赛。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现场观赛人次为三百四十万，而全媒体平台累计触达人次高达二百五十四亿二千七百万。也就是说世界杯期间，平均每个地球人都要专门打开电视或者点击直播软件三次去观看。电视转播将当代球员塑造成了新形态的文化偶像，在他们身上赋予了各种抽象意义。苏联守门员雅辛被誉为无产阶级的门神，国家队队长瓦尔特是德国经济奇迹和勤奋的象征。曼联与英格兰队的当家球星乔治·贝斯特因为留着络腮胡和蓬松半长发，获得了“第五位披头士”的称号。1986年世界杯，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全面转播世界杯足球赛，马拉多纳成为一代球迷的偶像，其影响力盖过了耳闻多于目睹的球王贝利。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的鏖战，不仅是马拉多纳个人封神的时刻，更为整个国家走出马岛战争的阴影打了一针强心剂。

　　而互联网时代使得球迷能够以无限贴近的姿态追星，逐帧欣赏偶像的场上英姿和场下日常。无论是否钟情于C罗，绝大多数球迷都被反复推送了2018年他打入西班牙的绝平任意球，时至今日，C罗坚毅的眼神仍然裹满电子包浆出现在热点赛事的评论区和直播弹幕中。西甲2018-19赛季第三十一轮巴萨主场迎战马德里竞技的比赛，梅西在第八十六分钟打进第二个球，如果没有慢镜头回放，很难发现梅西在最后起脚前做了三个假射动作，骗过了两名后卫和门将的重心和判断。这种“增强型观赏”（enhanced viewing）让人们更懂足球了吗？倒也未必，当信息越充分时茧房也越厚实，人们依然沉浸于他所愿意相信的真实。

　　足球出自底层，从来都不是一种高尚的乐趣，也很难被不爱好这项运动的人理解。IBOPE在2014年对巴西球迷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喜欢自己踢球胜过看球；去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关注“苏超”的人群近百分之八十以往并没有看球踢球的习惯。球迷的关注点是否在足球本身？英国文学家普利斯特里的发言或许可以作出解释：

　　足球使你成为新群体的一员，在那一个半小时里四海皆兄弟，你不只逃离了机器当啷作响的卑微人生，逃离了工作、薪水、房租、赈济金、病假津贴、老婆唠叨、小孩生病、老板恶劣、同事摸鱼，而且还是与大部分好友邻居、与半个镇上的人一起逃离，你们结伙欢呼、互相拍肩，如天上诸神一般交换对人间的评语，推动旋转门进入球场，也走进一段更多彩的生活。

　　对如今的球迷来说，只要他们有相同的主队，四海皆兄弟的感受更加具体而微。套上一件球衣或者围一条带着球队logo的围巾，你就可以走进任何一座体育场参与狂欢——只要别走错看台就行。线上的参与感同样激动人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决赛，人们希望看到经历了连续三次折戟于大赛决赛的梅西加冕球王，最终他率领阿根廷队与强大的法国队3∶3战平，并在点球决战中获胜，这是一个苦心人天不负的童话，是堪比励志电影的上帝剧本。2022年冬天，新冠疫情的阴影仍未在世界范围内消退，足球让无数压抑消沉的心骤然释怀，重新获得面对生活的勇气，这足以成为热爱的理由。

　　回到开篇之初的说法，人类一个重要的本能就是狩猎，但现代社会束缚了人产出性的劳动，让你的努力得不到即时的反馈。工作往往是重复的、枯燥的、按部就班的，这让我们的人生一眼望到头，难以体认自身价值，于是见猎心喜，一日萌动，复如初矣。许多人沉迷游戏，因为游戏的正反馈是最即时的，也是最丰盈的。足球也是同样道理，比分是最真实的，无论胜利或者失败，它一定会给你一个确定性的结果，而确定性正是变幻莫测的当下最为稀缺的精神资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